发布日期 2021-11-20 | B站
正文
小学生自杀问卷风波
大家好，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临时增加的355.5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11月18日，有家长在网上爆料，上海长宁区部分小学给学生做心理测试，小学四五年级统一在电脑上回答问题，中学生抽查。整套调查问卷120多题，接近40道题与自杀相关。比如说询问学生是否“恨我自己”，是否认为“我长得不好看”，是否“没有人真正爱我”，甚至问到了近期自杀愿望和是否有写遗言的考虑。家长得知后反应激烈，包玉刚小学的家长委员会给长宁区教育局写信反对。11月19日，长宁区教育局给出了解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我局相关科室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引发学生困惑和家长担忧”。
量表滥用错在哪
督工你怎么评价这件事？
这次调查的主要问题是错误使用调查表，把包含大量自杀细节的问题推给所有人，比如说想不想死，想怎么死，什么时候想死，遗书写不写等等。贝克自杀意念量表是美国培生集团的学术成果，有严格的测验分级，对使用者资格限制很多。在台湾省，只有三种人可以使用类似表格，首先是心理、特教、辅导等相关领域硕士以上学历，其次是得到测验本身的专业认证，然后是拿着执业执照心理师。现在普通教师拿着严厉的调查表直接给学生，显然是滥用心理工具了。另外，这个调查表本身是给17岁以上群体的，不适用于儿童。就算是调查，也是心理咨询师逐个提问，不会把问卷直接扔给普通人，甚至是找亲人和朋友做间接调查。就算开始提问了，大多数问卷后面的问题都是有条件跳转项目，只有心理咨询师认为前面的回答显示了自杀倾向，才会拿出来问。像自杀手段这些问题，本来就不该问普通人，更不要说小学生了。
所以，打个比方，这次测试类似于学校借用了X光机和手术器材，但没有请专业的医生，直接让老师给所有学生搞深入体检，产生副作用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自杀率背后的城市病
为什么上海长宁区教育局要做高风险心理普查？
从果壳网公众号下面的家长留言看，成都、广州也有中小学生统一接受类似的“自杀调查”。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放在全国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理解。世界卫生组织估算，每年有80万人自杀，其中2/3和抑郁症相关。好在城市化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社会，给人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不至于让人困在一个社会定位上走投无路，整体的自杀率在下降。这条规律在中国也适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推进，中国自杀率持续下降。但是，大多数年轻人进入城市之后，自杀率不再下降。2005年每10万9.9人自杀，2010年是9.8人，2015年依然是10人，这说明现代城市的软件进步停滞了。
2011-2015年城市、农村居民5-19岁自杀率（单位：1/10万）
自杀数据的另一个特征是未成年人的数据没有随着城市化而改善，5-14岁的中国人，城乡自杀率几乎一样。2011-2015年，农村的5-9岁组自杀率逐年下降，而城市的10-14岁组自杀率反而上升。2015年以后，城市未成年人的自杀率超过了农村同年龄组。逆流数据说明中小学生自杀问题的确值得关注。长期以来，中小学生自杀几乎是一个研究禁区，医疗系统能提供一些不完全的数据，教育和未成年人保护部门完全回避，让人怀疑是否有真实统计。这方面上海一度比较进步，青少年保护委员会曾连续公布小学生自杀数据，但是2014年更名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后，也没有数据了。所以真关心人命的学者只能根据间接数据搞研究，《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统计了2016年10月开始一整年的全部新闻，确认392个儿童青少年自杀案例。
接下来几年，类似数据持续上升，但无法判断是自杀率暴涨，还是新闻挖掘力度越来越强。
心理教师严重缺编
反过来说，也有很多家长掩盖自杀事实，把家庭矛盾导致的自杀说成事故死亡，企图换一点保险金，我身边就有这样的疑似案例。所以，大家只能猜测问题越来越严重，没人知道真实情况。教育部虽然不公布数据，但是承认心理教育和干预力量非常薄弱，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专职教师。2012年，教育部提出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涉及心理学、精神医学、社会学、教育学，对专业素质要求非常高。到2020年只有19.16%的城市学校和2.64%的农村学校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半月谈》记者采访了14位中小学心理教师，其中13人都兼职。有老师直说兼职是为了提高收入。但是让他们专职搞心理干预，老师又不肯。
因为现行的应试教育制度不给心理教师提供培训机会，也很难评职称。虽然教育部规定心理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基本实现不了。西南某省教育厅去年统计的数据，全省专职心理教师只有758人，覆盖563所学校，几乎可以忽略。而且相当多的学校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就是思想政治或者思想品德，由德育教师或者道法老师兼任心理教师，这完全解决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今年以来，在政协和人大的压力下，教育部公布了一批新政策。11月9日，教育部答复了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明确要把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另外，今年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
“县级教育部门要设立或依托相关专业机构牵头，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建立心理成长档案”。
“对于入学时就确定有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的学生，学校组织校内外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研判，及时将干预方案告知家长”。这次长宁区发调查报告很可能就在落实上级的新要求。
先行先试的急功近利
全国都接到了教育部通知，为什么上海长宁区最先暴露问题呢？
2020年4月有一篇报道，长宁区自称“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先行先试城区”。用这个关键词去搜，深圳龙岗区、青岛城阳区，也是“先行先试城区”，这些被安排特殊任务的区域往往也是财政资源比较充足的地方，所以会做一些其他地方没做过的事情。所以，以我目前的理解，事情的背景是中小学生自杀问题不断恶化，但整个教育系统都不知道怎么应对。今年夏天，上级发文件设立新指标，少数试验区域急于求成，做了一些令人质疑的事情。
分级干预的境外经验
发达国家和地区比中国大陆更早地应对儿童自杀问题，也有更丰富的心理咨询资源，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呢？
香港教育局要求从“普及性”、“选择性”及“针对性”三个层面，关心心理问题，这套体系的核心原则是分级。在“普及性”层面，学校的工作主要是提升学生、教师及家长对精神健康的意识和认知，及早识别有需要的学生；“选择性”层面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识别和支援；“针对性”层面的工作则是确保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能得到及时服务而早在2000年，美国77%的公立学校开展以学校为基础的青少年自杀干预项目，普遍采用PREPaRE模式，从预防到干预到危机应对，逐层加强力度。同时，美国的心理课程要考虑不同年龄段的接受程度。马里兰州八年级及以上的学生才会接触到抑郁、自杀相关的预防知识。
美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置——以马里兰州为例
总的来说，全世界比较有效的自杀干预案例，前提都是严格分级，给不同级别的学生提供不同的心理服务，不会一刀切搞普查。但是，也不能说发达国家的经验就要全盘照搬，因为心理干预有效的地方，往往最终的自杀率也很高，我们无法准确判断是因为自杀太多所以干预效果显著，还是心理干预本身也有覆盖面不足的问题。比如说，韩国2008年就要求中小学教师普遍接受培训，帮助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预防自杀。但是，韩国去年有147名小学和初高中生自杀，刷新了纪录。韩国只能进一步加强干预力度。还有隔壁的日本，2020年415名中小学生自杀，也创了历史新高。我们虽然不知道中国的确切数据，但按发生率来看，总不至于达到日本这个水平。所以，中国不能只是模仿别国的心理干预体系，还要考虑更深的社会问题。
家庭问题与立法保障
督工你认为除了分层控制心理干预工具之外，还有哪些事情要做？
无论是国外的调查，还是中国自己数据都显示，家庭问题是未成年人最主要的自杀原因，其他方面的原因，也往往和家庭成员不提供有效的援助相关。比较严肃的论文分析了国内能搜集的案例，发现33%源于家庭矛盾，26%是学业压力，而一向被炒得很热的校园欺凌，反而只占4%的原因，是能统计到的所有分类中最少的一种。所以，如果教育部门想干预学生自杀问题，恰恰不能只管学校。其次，分级使用心理工具，意味着专职心理辅导员和普通教师都要增加任务，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观察学生，和学生做更多的谈话交流，了解学习之外的生活细节。这实际上等于让学校去承担很多过去家庭承担的职能。很多家庭不适应现代化转型，不能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去保护学生的心理健康，缺失的环节只能由国家担起来。
但是，政府和公立机构扩张职能，必须有法律授权，也必须有法律约束，否则很容易激起家长的不满，担心被侵犯隐私，或者担心被夺走家庭控制权，反过来起诉学校，成功率很高。如果没有法律提供制度依据，就算教师有积极性，有能力去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也会担心不做不错，多做多错，最后实质性的干预只能等到学生站到楼顶才开始。所以，立法和监察方面的制度建设也要跟上。从这些方面，我们回头再看上海长宁区教育局的错误操作。根源首先在提出不切实际指标的上级，教育部既没有找人大要额外的预算，也不公布学生实际上的自杀数据做社会动员，直接就下发文件，要求几乎没有心理咨询教师的基层学校做自杀干预，这是好大喜功。而在基层学校一面，也习惯了用形式主义去应付上级的决策，往往是在接到上级文件之后，发动一场声势浩大但没有后续的运动去落实工作。
好大喜功加形式主义
上海长宁区这样的地方或许不缺经费，但心理干预体系不是砸钱就能立刻买到的东西，所以为了显示自己及时落实政策，对得起“试验区”的名分，教育局选择搞貌似覆盖面广的普查，也是不难理解的选择。上级好大喜功，基层形式主义，加起来就是官僚主义。相信有孩子的观众经常会体验到教育系统类似的操作，教育部要求加强某方面的教育，基层学校就搞一场貌似100%覆盖的知识竞赛，让学生登录某个技术落后的网站，做上百道选择题，然后截图交给班主任。至于是学生自己牺牲休息时间答题，还是家长在网上查了答案替孩子做，学校根本不关心。教育部要求搞爱国主义教育，学校就要求每个学生去红色景点打卡，拍照上交，至于照片是不是家长直接PS制作的，学校也不关心。这种事情我家里几乎每个月都会遇到，所以长宁区中小学这次的操作虽然恶劣，但并不意外。
希望教育部门还是能实事求是一些，有多少钱，有多少人力就做多少事，不要随随便便追求自己做不到的指标。否则浪费人力物力还是小事，对未成年人产生直接的伤害，那才是无法挽回的结果。好，感谢各位收看，355.5期到此结束，明天正常更新356期睡前消息，我们周日再见！
附录
已核对
- 与官方文稿逐字一致。19.16%/2.64%两个比例经查得到印证：中青报报道称2020年一项覆盖3142所小学、941所初中的调研显示仅19.16%的城市学校设专职心理教师，乡村学校比例更低；自杀率数字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口径的全国序列量级相符（2011年城乡合并约8-9/10万，2011年城市5.28、农村9.28），精确到小数的逐年核对未能独立确认，但转写忠实、量级无误，保留原文。（来源 中国青年报）
- 官方文稿此处同为「拿着执业执照心理师」，干净稿系忠实转写，不改；口播是否带「的」需音频酌定。（来源 [archive.bedtime.news]）
- 确认无误：2021年3月韩媒/新浪报道韩国2020年147名中小学生自杀创纪录，与本期（2021年11月）行文时点一致，官方文稿同句，不改。（来源 韩国去年147名小学和初高中生自杀，自杀率创10年来最高纪录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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